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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版赵医生告诉你:从业十年,他为什么放下手术刀

来自:www.klyz.net | 发布时间:2016-05-15 20:59 | 作者:Mr.dan | 点击量:

从医院辞职,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。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、财务处、保卫处、病案科、供应科、工会等共计21个部门的红色印章,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,离开手术台。

在2015年秋天辞职之前,王森身心俱疲。他粗略统计,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,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。

工作量太大了。很多时候,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。那些患者已经被麻醉,身盖无菌布,只露出紧闭的双眼,静静地等待着王森。王森拿起手术刀,剖开他们的腹部,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时间。待手术结束后,当王森再次与那些患者在医院相遇,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。

“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,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。但重要的是,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。”

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,做了整整十年医生。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,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,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。从实习医生、住院医师开始,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,晋升为主治医生,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,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,一帆风顺。

可是他却放弃了。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,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“黑暗的、隐性的东西”。辞职后,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,然后移居上海,学习艺术课程,与过往的环境告别。

“大家都觉得,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,挂个号这么难,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,这么多矛盾……”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告诉记者,是因为“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”。

下面是前医生王森对我们所做的自述。

“在有限的时间内,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”

在中国做医生,不仅要精进医术,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。因为公立医院作为“事业单位”,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,医生亦是国家体制内的成员,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。

在中国大陆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中,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,政府不再扩大公立医院的规模,于是医院开始强调“周转率”——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,尽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。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收入,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。

医术本应是“精益求精”,现在却是“多多益善”。对于王森来说,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,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。

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我是很有热情的,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,自己从开刀、切皮,慢慢地能做简单的手术,后来可以做复杂的手术,接触到罕见的病例也很兴奋。那时,手术室到下午四点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,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时间,经常一起吃个饭,学习一些新技术。”

“后来,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,强调平均住院日,要提高手术效率。平均住院日,就像吃饭的‘翻台’一样,在有限的时间内,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,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。这种东西对领导比较好,比如院长、主任,周转率高了,平均住院日缩短了,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,他们会很有面子。”

“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?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%。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,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%。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,就扣除奖金。这样的结果就是,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,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。”

“以前一天做两、三台手术,后来增加到一天五、六台手术,甚至七、八台,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。没有人反抗,大家都逆来顺受,随波逐流。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,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,你觉得忍受不了,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,你要继续忍受。”

“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,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”

在中国,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,通常需要七至八年,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。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。

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很低。通常来讲,门诊挂号费、医生护士的诊疗费都只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。医生没有高薪。

“做医生,基本上‘五年一个台阶’。医学院毕业生,从业五年可以考主治医师,再过五年就可以考副主任医师,然后是主任医师。一个医生在40岁上下,职称就基本到头了。”

“不同职称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多。我作为主治医师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(人民币),主任医师也就比我多两三千块钱。剩下的都是靠奖金,奖金就是临床工作的提成、手术的提成,按照比例分配。”

“我工作的医院科室,刚毕业的‘小大夫’(指年轻医生),一个月总收入八千到一万,住院总医师有一万出头。主治医师按年资分低年主治和高年主治,收入分别是一万五六和两万左右。副主任、主任差不多能拿到三四万。基本上,(这三四万)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奖金。”

“我们科室有一位六十岁的‘大牛’(指权威医生),我有一次看到他的工资单,那个月他总收入是五万。”

“你想想,一个属于全国顶尖、‘Top Ten’(前十名)的大夫,算上奖金,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五万块钱。”

“现在手术收费是1994年定的,没变过”

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曾有数次提议要改革医生的薪酬制度,提高医生待遇。王森也向记者指出,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在医疗费用中得到体现;现在的手术收费标准是1994年定的,二十多年都没有改变过;现行的医疗收费,绝大多数都是耗材的费用,而支付给医生的人工费用其实很低。

“我们的手术费是奖金的一部分,它是当月返给大夫的基本手术提成费,大概是这个手术费用的7%。例如,一个癌症切除手术,可能会做五到六个小时,需要四至五位大夫、两个护士、两个麻醉师,大约八个人。手术费是三千多元,其中约7%(约两、三百元)返给手术的医务人员。我作为主刀,我拿这7%的提成中的一半,一百多块钱——也就是说我工作了五六个小时,才挣了一百多块钱。下面的主治大夫、医生助理所能拿到的钱就更少了,住院医生、实习大夫拿的更少,他们拿这个7%里面的3%左右,也就是几块钱。”

“并且,如果你的手术量提高不到10%,这些奖金就不发给你了。”

“更可怕的是现在国家要实行‘单病种’管理(指某些病种的付费标准被固定下来,包括患者就诊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,业内俗称‘一价包治好’)。单病种有好处,也有不好,得区别对待。例如做一个腹部某部位的肌瘤手术,不管病人长100个瘤子还是1个瘤子,无论疑难程度多大,就是3000块钱。如果这个病人的花费超过了3000块钱,医院只好掏钱。就变成医院赔钱做手术了。”

“这就造成,只能给病人做开腹手术,而不会使用更加先进的腹腔镜。因为开腹手术的手术费只有几百元,腹腔镜(的成本)贵许多。但大家都知道,开腹手术对病人的创伤很大,腹腔镜打几个眼就可以了。”

“不过,政策是‘死’的,人是活的,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,那就是灰色收入了。”

“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?因为确实很挣钱。”

在中国,不少医生都会通过走穴、药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来获得“灰色收入”,增加个人收益。有一些“灰色收入”游走在法律的边缘,例如收受大额药品回扣,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触犯了法律,但依旧在当今的中国医院中屡见不鲜。

医生的真实收入不仅取决于医术和年资,还与从事的领域、工作的科室,以及医德紧密相关。

“有一些是‘正常’的灰色收入,比如去讲学,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;有一些是‘擦边’的,就是走穴,比如医生外出会诊,到别的医院做手术。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。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,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,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。”

“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,药品和器械的回扣。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,患者骨折了,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,或者一个钢板,都是有回扣的。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,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。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?一千万。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,售价是5万元,(医疗器械厂家)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。”

政策是“死”的,人是活的,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,那就是灰色收入了。

“回扣要分科室。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?因为确实很挣钱。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。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,没有什么耗材,有的也是‘小钱儿’,放一个止血的、防黏连的器械,一次可以提几百块、一千块的回扣。”

“还有药品和检查,像刚才说的手术是赔钱做,但在恢复阶段,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,来提高收费。”

“我所在的医院,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。个别的医生比较贪,爱收红包,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。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,万一出了点什么事,红包就是把柄。”

“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”

中国的医生,只有“白天忙临床、晚上忙论文”,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。

根据1986年中国国务院实施的《专业技术职务系列》,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相挂钩的。除了繁重的临床压力,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写论文、申请科研基金。例如,在一些省份,若要晋升主任医师,医生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。

“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,除非是特别差劲的,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(例如手术量)都差不多,没什么可比的。谁能晋升职称,谁不能晋升职称,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,谁能发文章,谁能申请基金。”

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,是一个紧箍咒,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。

“但在中国,科研这些东西,很少有医生能发表SCI(指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检索的国际期刊),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,引用率都是零。纯粹为了晋升职称。”

“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,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,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,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。像有一些地方,比如香港,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,不涉及你科研的内容,你做科研可以,自己感兴趣就去做,但是需要评职称,从‘副高’到‘正高’的时候,不评这些内容。”

“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,是一个紧箍咒,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。”

“就算置身事外,只做手术,不做科研。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,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,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。”

“真正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”

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,忽略人文教育。王森感到,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,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。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,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,却忽略了人文关怀。

“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,我上学的时候,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,大家关注的也很少。在我大学四年级,也就是进医院实习之前,有个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节公开课,大概一个多小时吧,教怎么和病人沟通。进医院工作之前也会有个岗前培训,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事,但内容很少。”

“和病人交流,不是靠别人教你才能学会,而是得亲身体验,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养。像在国外学医,学生要经过四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习之后,才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,那个时候学生都20多岁了,心理比较完整,也有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,再去做医生,是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状态。在中国就是‘速成’——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就来学医,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接触病人,不太注重人文素养的形成。”

“当然,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,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,两分钟看一个病人,还有过来‘加号’(指加塞看病)的,就不会耐心服务了,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。”

“但是,话说回来,我身边的好多医生,我换做病人我也会打他的,(那些医生)说话特别冲,好像谁都欠他的。”

“一个医疗纠纷耗了我两年时间”

在中国,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。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,理应有好的结果;一旦不如意,就会产生医疗纠纷。

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,常年看病,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,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,直到县医院、省医院,最后到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医院,最后在那里去世,落得“人财两空”。

患者作为“弱者”,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。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,也通常会以“息事宁人”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。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。在中国,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,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。

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,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,因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,医生可以随时跳窗逃走。办公室内没有电脑、椅子和茶几,因为有可能会愤怒的病患家属当做“武器”来袭击。一位医务科的医生曾私下对记者表示,他从不为病患家属倒热水热茶,因为有一次,情绪激动的家属反手就将一杯热水泼到了他的脸上。

现在的情况是,只要(患者)告医院,或多或少(医院)都会给点钱的。

王森也陷入过纠纷:“我遇到过一次医疗纠纷。2011年,我们科室收了一个年轻的急诊病人,是卵巢囊肿,她肚子疼,B超显示卵巢上长了包块。但是她的卵巢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包块,是一个2公分的畸胎瘤,B超影像没有显示出来。手术时,我只把大包块给解决了。”

“因为是急诊病人,术前没有做充分的交流,术后病人做复查的时候,发现了还有小包块,就开始闹别扭。说为什么手术当中没有切除小包块,要赔偿,要26万。”

“1万块钱是手术赔偿,25万是精神损失费。她说自己受到的打击很大,整天抑郁,找不到工作,男朋友因此分手,等等。”

“然后就进入了医疗调解阶段。这件事前后耗了我两年时间,她见到我时始终都是很客气的,还感谢我把大包块切除了,但是没办法,穷嘛,就想讹点钱。”

“因为这件事,耽误了我一年晋升职称。最后医院赔偿了她几千块钱。但医院不承认医生有过失的,只是为了息事宁人……现在的情况是,只要(患者)告医院,或多或少(医院)都会给点钱的。”

“当我成为主治医生,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”

据《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》的数据,34岁以下的医生在逐年减少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在2016年公开对媒体说,有约20%的医学生毕业后不从医。王森则更加直接地表示,他周围的医生朋友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学医。

而比起医生群体的流失,中国病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,因为压力、不良生活习惯、环境污染等原因,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,官方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,中国患病人数将增加近70%。

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,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,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,却很少被社会关注。

“第一次开皮、第一次缝肚子、第一次切除器官、第一次剔除肿瘤……其实只是暂时高兴一下,就过去了。真正给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,还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,而不是‘我能做什么’的成就感。”

有一天,我要去别的病房了,她突然抓住我的手,呜呜地哭了起来,说“大夫你别走,别的大夫都不管我,就你管我,我不希望你走。”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……

“我遇到很多恶性肿瘤的病人,中末期了,他们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师,和我母亲一样年纪,得了癌症,她的爱人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,老夫妻之间互相照顾。有一次,她来医院做化疗,床位很紧张,她和爱人只能在公共区域等待。那是个秋天的下午,太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,人的轮廓就好像剪影一样。我从办公室出来,看见她把脚踩在爱人的脚上,她的爱人从后面抱着她,两个人一步一步往前挪,像是在做游戏,旁若无人。”

“另外一个女患者也上岁数了,得了癌症,脾气不太好,经常和别的病人、家属吵架。那时候我负责她,每次做完穿刺、放腹水之后,会陪她说几句话。有一天,我要去别的病房了,她突然抓住我的手,呜呜地哭了起来,说‘大夫你别走,别的大夫都不管我,就你管我,我不希望你走。’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……这个病人像我妈妈一般年纪,这样地依赖我,那时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。”

“内心能得到这种满足感,比我挣了多少钱,或者买了多大的房子的幸福感会持续得更长一些。”

“可惜后来,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了。当我成为主治医生,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,给病人量血压、换药、查体、询问病史这些事都是下级大夫负责的,我最多就是早上查房时看一眼病人,做完手术再看一眼。”

“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呢?完全就像是走过场,就是流水线。我经常替别的大夫做手术,术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谁,不知道他/她长什么样,看一看病历,就开始了。手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病人,病人就出院了……人情上的反馈越来越少。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卖肉的。”

“压力真的很大,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,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。”

“我在这家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还是旧楼,墙皮都往下掉。后来医院的新楼越盖越多,大夫的工作条件还是那么差,所有的年轻医生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,抢电脑、写病历。一个屋子里只能放10台电脑,有40个医生去抢。”

“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。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,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、工作强度有多大。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,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。但重要的是,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。如果不符合,人就会很失落、迷茫,然后随波逐流。时间久了,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,最终让我离开。”

(文中涉及的案例仅代表王森的个人经历。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,王森为化名。采访对象的部分口述有顺序调整。)